工完善，同时开始了演员物色与挑选工作。 就在一系列筹拍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之时，一个始料不及的情况出现了。1959年第2期的《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对《青春之歌》首次进行了公开、严厉的批评，其基本观点是“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尽管该刊认为作为北京电子管厂一名工人郭开所作的这些批评，是一个情绪偏激、看问题简单化的典型，选发这篇这篇文章旨在纠正自从反右运动之后实际存在的动辄上纲扣大帽子的宁左勿右的倾向，后来参与讨论发表意见的众多专家与群众也都普遍表示，《青春之歌》不能全盘否定，郭开的论点站不住脚，但在小说《青春之歌》已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并好评如潮的形势下，这样做不啻是一个尖锐而刺耳的反调，而且《中国青年》杂志又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全国性刊物，立刻在全国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轰动，由此掀起了一场涉及范围很广的大辩论，《文艺报》也紧跟开辟专栏加入了进去。

面对汹涌而至的有关《青春之歌》及林道静形象评价的激烈争论，给正在积极筹拍此片的北影带来无形而巨大的压力。当时正是反右运动刚过不久，又值《情长谊深》、《上海姑娘》等知识分子题材影片接连被批遭禁，像《青春之歌》这样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还能不能拍，厂里也有人表示担心与怀疑。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北影厂决定听取群众反映，于1959年2月底会同北京晚报，专门召开了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座谈会，还特意请来郭开参加，把厂会议室挤得满满。主持会议的崔嵬开始说道，《青春之歌》电影就要开拍了，特请大家就此片如何拍好提些意见，曾对《青春之歌》进行公开批判的郭开同志也在场，我们也欢迎他对小说拍成电影提出宝贵意见。

尚未待到郭开开口，与会者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对郭开的观点进行批判起来。有的说，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真实可信的，活生生的，这样写她才有艺术感染力；有的说郭开不懂文学，没有缺点的人物是没有的，文学就是要写出有缺点的人物如何进步，如何变完善，这种有缺陷的美比完美无缺的美更有意义；还有的说，郭开的批判不实事求是，简单片面，粗暴武断……本来是征求对《青春之歌》电影开拍提意见的会，竟然变成了对郭开的批评会，没有一个人支持郭开的意见，令郭开本人茫然无措，只好当场解释说文章不是自己主动要写的，而是有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听到有些老工人对小说写了很多谈恋爱的事儿提了意见，认为林道静跟好几个男人谈过不够严谨，一再鼓励郭开整理出来。

这一场面让作为编、导的杨沫和崔嵬、陈怀皑没有想到，当然也受到莫大鼓舞，崔嵬在会议结束时激动地表示：不管怎么批判，我们拍《青春之歌》拍定了！我们一定要拍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在坚定不移否定那些不从生活出发的极左批判的同时，崔嵬等也虚心而认真地对待这次大讨论中所提出的各种意见，包括郭开批评中的正确成分，在艺术创造中进行了补充和丰富，如增加了林道静亲眼目睹学生请愿、在农村经受锻炼等内容，使她的思想成长过程更加合理，以突出她和工农相结合。对这些改动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有助林道静形象塑造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