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听后显得不悦，说你是北影的编剧，应该为北影改编自己的小说，怎么能让上影搞呢？杨沫在说明蒋君超前些年就着手改编的情况后，仍然表示不能否定妹夫已改定的剧本，由自己单独再干。

事情并未告罢，汪洋向电影局作了汇报，不久即由副局长陈荒煤亲自出面，把杨沫找到自己家中，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仍是希望她来改编，并说了许多由北影厂来拍摄此片的理由。这时杨沫才知道，周扬在塔什干交谈中得知蒋君超改编该剧，虽然当场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并不认可，回京后即批评了北影厂，提出《青春之歌》应当叫杨沫本人来改编，其理由是杨沫有生活，对自己的小说熟悉。陈荒煤在谈话中也明确表示，同意周扬的意见，还十分坦率地说，蒋君超没有生活，改的那个本子要不得，还是由你自己改编好。

这一来倒使杨沫忐忑不安起来，既然领导反复出面劝说，再不服从显然不妥，只好给蒋君超写信，告知这一情况。蒋君超闻讯十分着急，因为上影方面己将《青春之歌》列入当年拍摄计划，由沈浮任导演，连演员都作出安排，岂能说改就改？况且小说己产生巨大影响，显而易见谁拍摄谁成功，凭着白杨与杨沫的姐妹关系，上影方面志在必得。于是蒋君超受命赴京活动，与杨沫一起找到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杨沫还再次去找了陈荒煤，请求维持自己与蒋君超原来的协议，甚至提出与蒋君超两人合作改编。无奈北影厂态度异常坚决，认为《青春之歌》是写北京地下工作的，作者又是北影的，应该由北影厂拍摄，编、导、演全部由北影厂独揽，不容外人插手。

京、沪方面因争拍该片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最后还是由电影局领导出面作出裁决，以否定上影拍摄、否定蒋君超担任编剧而了断。蒋君超因此对杨沫有了意见，认为最初既同意让他改编剧本，就应该信守诺言，不能因为后来小说轰动了又违背诺言，借口领导反对而抢回改编权。而杨沫则以为，汪洋和陈荒煤都是顶头上司，自己是党员，不能不尊重组织的意见，是组织否决了蒋君超的参与，要求由自己取而代之。

面对毁誉交加崔嵬痛下决心

取得了《青春之歌》改编拍摄权，北影立即紧锣密鼓投入筹备，根据多方倡议，决定让艺术造诣深厚、同样也是作品所反映生活时代亲历者的崔嵬牵头执导，这在当时可谓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崔嵬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曾随父逃荒、做过童工，在亲友资助下得以求学，因受革命文艺书刊影响，参加左联演出进步戏剧，曾遭到当局缉捕，后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改编并主演过轰动一时的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参与延安鲁艺筹建并在戏剧系任教，建国后随军南下，被任命为中南文化局局长等职。1954年崔嵬应邀拍摄电影《宋景诗》，第一次登上银幕就成功地塑造了清末起义农民领袖宋景诗的英雄形象，此后一发而不可收，主动辞官进入电影界，于1956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兼导演。

得知将执导《青春之歌》，崔嵬正在上影突击《老兵新传》的后期工作，在该片里饰演主人公老战，听到这个消息很为兴奋。早在报上连载《青春之歌》时，小说中许多人物与情节的描绘就已让他产生兴趣，引起搬上银幕的片断设想。眼看就要付诸现实，崔嵬赶紧找来小说单行本又一口气读了一遍，再一次为作品中的动人情节与英雄人物的行为所激动，并唤起对许多壮烈往事与情境的回忆，艺术上的感受与自己的切身经历互相交织，让他深深陷入将要执导处女作的冲动之中。

这时正逢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任务下达，在首批确定的７部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彩色故事影片中，北影占有３部，而名列首位的就是《青春之歌》。北影厂迅速落实了除演员之外的主创人员的整齐而强大的阵容，由崔嵬领衔拍摄，与陈怀皑联合执导，摄影聂晶、美工秦威等都是富有才华与经验的艺术骨干。杨沫很快完成了文学剧本的第一稿，两位导演立即介入，共同对剧本进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