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些人，就是把这个农业经营体制改变了，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之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必然冲击到在“大跃进”运动中兴起的人民公社体制。

    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被悄然摘下，换上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1983年1月１日，中央颁发的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要求对实行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实行政社分开，撤社建乡。人民公社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其他领域的改革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在农村改革悄然兴起的同时，城市改革也开始起步。

    1978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提出了改革企业管理，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要求。这年10月，重庆钢铁公司、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家国有企业在全国率先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第二年，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大型国有企业也开始试点。

    从1981年起，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

    对外开放，这时也取得重大突破。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中央提交报告，提出由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设想。

    当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发言中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

    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反复酝酿和筹备，1979年7月20日，广东蛇口响起隆隆炮声，人们移山填海，兴建码头。

    在当年林则徐、关天培率领中国军队向英国侵略者打响第一炮的蛇口左炮台下，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占地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工业区诞生了。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国务院的委托，向会议作了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立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从此，中国的“经济特区”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正式诞生。

    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发挥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给国人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新的感受。一时间，两天半就能建好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传为佳话。蛇口工业区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更是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凸现出来。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市；同时，城市还有300多万的待业人口。两项数字相加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

    如何解决如此巨大的就业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广开就业门路的措施。

    不久，人们发现，街头巷尾陆续出现了不少个体的小吃摊、补鞋摊和自行车修理铺。

    1979年，北京前门大栅栏街道办的干部尹盛喜，带着几个知识青年，在天安门广场边上，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卖起了大碗茶。

    在个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年广久的瓜子名气大，销路好，自家人手不够用，他就找人帮工。很快，雇工人数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