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是在此时，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忆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公开提出中国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他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几乎同一时期，周恩来也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１９２０年，因领导学生向当局示威请愿，周恩来被捕入狱，在狱中仍不断地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出狱后，他到法国勤工俭学，更加坚信马列主义。在给觉悟社社员的一封信中，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张闻天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曾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　

　　随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逐步传播，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到１９２０年１月，已经有人在报刊上公开呼吁“劳动团体应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

　　这年２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为历史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１９２０年８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建党的思想：“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毛泽东复信说：“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曾是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１９２０年春，它又迎来了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的多次会晤。维经斯基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受俄共（布）远东局委派来华的。维经斯基一行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１９２０年８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２号——陈独秀的寓所诞生。此后的日子里，上海党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１０月，李大钊接到陈独秀在上海建党的通报后，立即与张申府、张国焘成立了北京共产党组织。

　　当年１１月７日，上海党组织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共产党正式刊物——《共产党》月刊，在黑暗的中国第一次发出了“共产党万岁”的战斗口号。上海党组织还在陈独秀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尽管没有散发到社会上去，但是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和主张。

　　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由毛泽东等人创建的。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后，陈独秀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也成立一个组织。

　　１９２０年冬，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１９２０年秋至１９２１年春，董必武